党史上的一代风云人物汪东兴，于2015年8月21日去世，终年100岁。《人民日报》翌日登讣告，赋予汪东兴的身后地位是：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”。
汪东兴自始至终不赞成“四人帮”的做法，在“四人帮”势力猖獗时期，他难以公开反对，只能暗地里做了许多有益时代之事。历史转折关头，汪东兴成为抓捕“四人帮”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，为中国共产党立下大功。
步入晚年的汪东兴选择隐居简出，虽对时政保持密切关注，却鲜少对时事发表个人看法，同时，接受外界采访的次数也寥寥无几。他所著的回忆性作品，虽寥寥几本，却常被质疑存在代笔之疑。他的逝世，使得诸多党史中的谜团随之湮灭。
平静的晚年
位于北京西单东侧的一条幽静胡同中，坐落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四合院，这里便是汪东兴的居所。北临王震的四合院，杨银禄和闫长贵屡次出入此地，他们向人介绍道，汪东兴的四合院虽不起眼，但其布局简洁，实质上只为一进。院前仅设有狭窄的通道，工作人员与秘书便居住于此，而汪东兴则安顿于院后。
庭院中，一棵由汪东兴与夫人共同种植的梧桐树傲然矗立，其树荫覆盖了整个院落。自夫人离世之后，汪东兴每日晨昏必绕树行走三十周，于锻炼之际追忆亡妻。姚湘娥，汪东兴夫人，1922年出生于山西运城垣曲，1938年投身革命事业。起初，她担任红军的医护人员，随后转入警卫系统，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内勤组长、治安科副科长，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政工科长，江西省公安厅科长、副处长，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，直至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。
汪东兴育有子女六名，其中一女不幸早逝。长女汪延群长期服务于父亲，担任秘书一职，因此在众多名人对汪东兴的回忆文章中，她的身影出现频率最高。次子汪振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，并荣获少将军衔（注：截至2015年，其现状信息不详）。
汪东兴享有正部级以上的优厚待遇，传闻其级别甚至与副总理相仿。与他同住的有司机、秘书、厨师和公务员各一名，此前的阵容中曾有两名秘书。其专用车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配备，该局隶属于总参谋部，属正军级单位。
这位隐逸长者，平生酷爱挥毫泼墨、漫步林间、击球台前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落，汪东兴便悠然起床，步入院中漫步。起初，他每日步履不停，行至8公里，随着岁月的流转和身体的逐渐衰老，他不得不将行程缩短至6公里，继而降至4公里，最后是2公里，直至最终停歇。他家中的台球桌，乃由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所赠，伍绍祖的父亲曾是中南海行政处的处长，伍绍祖自幼便与父亲的重要同僚“汪叔叔”相识。
汪东兴动过四次手术。1969年4月，汪东兴因胃部大出血，胃被切除四分之三。第二次手术也是在文革期间，部位是前列腺。退休之前，汪东兴又遭遇了两次手术。在他的下属看来汪东兴的病情如胃出血跟他的工作性质密不可分。"主要是累，倒不是心情不好。"杨银禄解释汪东兴的工作压力超过常人。汪东兴要负责政治局常委们的安保工作，在那次胃出血前，还要筹办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"汪东兴负责的工作太多了，重大的责任使他晚上睡不着觉，这需要吃很多安眠药，不过我们都吃安眠药的。"杨银禄说。由于高层习惯在晚上工作，这使得汪东兴和杨银禄的生活极不规律。通常，杨银禄能在凌晨一两点睡下就万事大吉了，有时候到清晨四五点还睡不了。汪东兴直到退休后，起居才恢复正常，在旁人看来汪东兴的身体非常好。负过四次战伤，动过四次手术，在 90多岁时还生龙活虎，说话洪亮。晚年的汪东兴常跟人开玩笑∶"我这人没啥本事，就是活得岁数大。
弋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《弋阳文史资料》中，收录了一篇名为《汪东兴三返故里》的文章。1950年，汪东兴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家乡，给父母带来了意外的惊喜，并留下了100万元（以旧币计）的生活费。1973年，汪东兴再次踏上故土，为了不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，他事先仅告知家中将有秘书前来处理事务。此次返乡，他主要是为了祭扫父母的陵墓。
1989年，汪东兴在退休之后，返回故里，亲自操持姐姐的后事。同时，他将父母的住宅无偿捐出，交由当地政府用于创办福利工厂。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陪同下，汪东兴深入参观了多家企业，实地考察了家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巨大变迁。
2007年，汪东兴重返故里，家乡的面貌依旧未发生显著变化。尽管生活较为节俭，但农民们终于摆脱了温饱之忧。自那以后，汪东兴便未曾重返故乡弋阳。
记者不关注 政情漠视
1994年5月，弋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陈家鹦，首次踏入汪东兴先生的宅邸。当时已近耄耋之年的汪老先生，虽满头白发，却面色红润，双眸依旧炯炯有神，腰背亦挺拔如松。陈家鹦在文中不禁感叹道。
在此之前，陈家鹦因编纂汪东兴故乡的党史，与汪东兴进行了多次的书信交流。他所撰写的《走近晚年汪东兴》一文，广为流传。陈家鹦深感，汪东兴虽隐居简出，拒绝了许多社交活动，但对待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，他却极为热情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编纂历史和志书的同仁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让我们都感到受宠若惊。
杨银禄提及，汪东兴曾明确表示：“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。”在卸任之后，汪东兴仅限于接受党史研究机构和中央相关部门的专访。在我国期刊资料中，关于汪东兴的采访报道仅见一家——《中国老年》杂志。
1995年，地方电视台制作了关于方志敏的专题片，并特地前往京城采访了汪东兴。此后，为了撰写《枣园文工团》一书，国家安全工作研究所特别对汪东兴进行了专访，以核实历史上的诸多细节。该书的主编慕丰韵，曾担任中央警卫科科长，与汪东兴同是老战友。目前，网络上仅存少量探访汪东兴住所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均源于上述三组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。
陈家鹦所述，汪东兴的客厅宽敞而整洁，陈设简约而朴素。北墙之上，一排书柜中陈列着丰富的马列毛著作。西窗旁，靠墙悬挂着一幅中堂，那是主席于1961年10月16日亲笔题写的王勃《送别》诗。同日，主席还即兴挥毫，赠予汪东兴一幅《沁园春·雪》。
书房位于客厅的东侧，清晨与上午时分，汪东兴便在此处翻阅内部读物《参考资料》、浏览报纸及书籍。他每日都会将《人民日报》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一遍，同时亦常关注《环球时报》、《南街村报》等报刊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汪东兴沉浸在《毛选集》的阅读之中，"遇到疑问便会于其中寻求解答。"汪延群曾向《南方周末》透露。
若需接待宾客，通常定在午后进行。每当夜幕低垂，七点钟的钟声响起，汪东兴便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。随后，在七点半稍作休憩，他便会投身于台球的运动之中，消磨一小时的光阴。若精力充沛，他还会在睡前再阅读片刻。
尽管汪东兴关心时事，但几乎不对国内外新闻公开发表看法，吐出的观点极为有限。汪东兴曾对利比亚战争发表过看法，他说∶“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，侵占他国领土竟然还能自诩为正义之举。至于对国际事务的看法，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未出版的回忆录
迄今为止，汪东兴只出过两本书∶《汪东兴日记》、《汪东兴回忆∶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》。此外，他给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、《当代江西研究》、《中共党史资料》、《弋阳文史资料》等书刊写过回忆文章，除了回忆主席，就是追述自己的红军经历。
党史研究专家余汝信指出，汪东兴的回忆录可能并非出自其手笔。"我们难以确切评估其中代笔的比重，我认为代笔的可能性不容忽视，因此这些著作难以完全反映他本人的真实心声。”
汪东兴未曾编纂一部涵盖其一生经历的回忆录，亦未曾公开口述自传。关于他的传记，市面上仅见作家师东兵所著的《汪东兴传》，书中记录了其自文革至卸任的历程。然而，师东兵的笔法近乎小说创作，其中充斥着诸多硬伤，以致严谨的历史学者对其著作多持回避态度。
闫长贵浏览《汪东兴传》后，发现书中充斥着不实之词，遂将此书赠予汪东兴。汪东兴阅读后怒不可遏，表示要起诉作者师东兵。面对指控，汪东兴气愤地质问：“我与师东兵从未交谈过，这消息从何而来？”经过一番思考，闫长贵考虑到汪东兴的健康状况，劝说他放弃了诉讼的念头。
汪东兴步入晚年，自然有许多人士纷纷造访，希望他能挥毫泼墨，撰写回忆录，探讨种种往事，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低调。学者丁东曾这样评价。早年，汪东兴曾向他人透露自己正在着手撰写回忆录，但遗憾的是，至今尚未与读者见面，他本人也郑重声明，绝不会未经官方批准擅自出版。闫长贵与杨银禄拜访汪东兴时，家人总会在不经意间开启录像机，不论是有事还是没事，都会将画面记录下来。他们坚信，这无疑是出于为撰写回忆录搜集资料的考虑。汪延群曾对此进行过解释，目的在于防止“他日百年之后，有人以讹传讹，诬陷我们造谣”。